時代互聯4月3日訊 貨櫃碼頭工潮愈演愈烈，勞資雙方談不攏，局面難解，有學者及團體近日均有提到本港缺乏集體談判權。勞資協商機制失效，以致僱主可拒絕談判。但其實在全球化下，勞工議價能力已大不如前，有集體談判權又會如何？

      碼頭工人罷工行動踏入第7天，勞資雙方繼續角力，國際貨櫃碼頭（HIT）申請法庭禁制令，罷工的工人退至閘外。外判商要求工人復工，聲稱若不復工可能不能入閘，又指會永不錄用等。

      不過，工人指會堅持等到資方就加薪談判，連日行動爭取到不少學生及熱心市民到場聲援，提供金錢、食物等各種物資。

      賦權工會參與協商 回歸後被廢

      勞工處人員曾到場斡旋，但資方拒絕談判，被指無情，有學者及團體表示，本港沒有集體談判權法例，若然有，便不會出現資方拒協商的情況。

      集體談判權究竟是甚麼一回事？這是賦予勞工的一項權利，讓僱員可以集體透過工會，與資方協商，內容可包括僱傭條款、工作環境、工作分配、職員設施等，資方必須參與，協商結果亦有法律約束力。

      事實上，97回歸前夕，立法局曾通過《僱員代表權、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》，據該條例，集體談判權的適用範圍包括僱用50名員工以上的機構，佔本港40%就業人口。不過當時政府反對立法，認為事前沒有取得勞資及政府三方共識，違反程序，結果在回歸後3個月，臨時立法會便通過廢除該法。近日便有網民找回當年投票贊成廢除法例的議員名單，加以指摘。

      集體談判權被廢，是10多年前的前塵往事，但勞工團體多年來一直爭取再立法。

      時任教育統籌司司長、當年與議員辯論的王永平昨向本報表示，當年政府不贊成立法，基於程序倉促，沒取得社會共識。如今10多年過後，貧富懸殊增大、底層僱員分享不到經濟成果等，他認為如今是否要再設集體談判權，值得討論。

      王永平︰現涉外判難解決

      不過，王永平亦指出，就算設集體談判權，也不代表勞資糾紛會變得容易解決，例如今次事件複雜，涉一眾外判商，就算有集體談判權，只能迫外判商與工人談判，幕後的資方HIT在法律上仍可置身事外。

      集體談判權只能保障雙方坐下談判，若然資方態度一直強硬，事件也難解決。王永平認為，若要解決事件，應靠政府更積極介入，加大力度調解。

      誠然，如今的勞工市場環境，與10多年前有所不同，過往企業直接聘請全職員工，如今卻有不少企業為節省成本，找外判商承包業務，外判商再聘用工人，工人的議價能力大減，工人要集體談判只能找外判商談；過往大企業與工人集體談判，尚且要顧及社會形象，擔心商譽受損而會協商，如今換了外判商，企業形象顧慮大減，若態度強硬，工人也無可奈何！

      當然，集體談判權也有其用處，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認為，有權始終較沒有好，理想情況是勞資雙方在「和平」時期便可定期協商，例如每年商討福利薪資安排，減少出現破裂局面的機會。若資方今年不加薪，但可與勞方談妥下年加薪補回，協商下雙方均收貨，日本在這方面便做得不錯。

      在全球化的大氣候之下，企業為減成本，將工種外判做法趨普遍，工會及工人議價能力亦被削減，這情況不止在香港，在外國亦然，一旦發生罷工，往往要團結其他工會來增加力量，甚至演變為全國罷工，例如英國多個工會2011年發起全國大罷工，以抗議政府改革退休制度，令機場、學校皆受到影響。

      惟本港，較具規模的工潮屈指可數，有強大議價能力的工會，又有幾多？

      碼頭工潮持續多日，掀動社會情緒，參加者已不只是工人，更有不同民間團體相繼加入聲援，更有人帶港英龍獅旗示威，令工潮變質成政治事件，勞質矛盾激化，此亦未必是政府樂見，勞質僵持不下也隨時雙輸。當局會否派出「高手」化解局面，以免拖下去更難收科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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